王振军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总建筑师，王振军工作室+“蔓·设计”研究中心主持人

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当代百名建筑师，中国APEC建筑师，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贡献奖银质奖章获得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央企业劳动模范。

在高科技工厂、IT建筑、科技园区、数据中心、机场建筑、博览、超大型城市综合体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并从事上述方向的研究生教学工作和主持相关规范编制。

其作品获国家优秀设计银奖1项，中国勘察设计协会优秀设计一等奖6项、二等奖3项，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金奖1项、银奖2项、创作大奖（60年）2项，国际展览局（BIE）上海世博会A类展馆金奖1项，其他省部级奖35项；

代表作品有：2010上海世博会沙特馆、上海浦东软件园1、2、3期工程、北京新世界中心、北京国际财源中心（IFC）、首都机场东区塔台、中国信达（合肥）灾备中心、中央美院燕郊教学楼、北京大兴新机场信息及指挥中心、南京紫光集成电路基地、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一期）等。

2023年9月19日，王振军工作室+“蔓·设计”研究中心十五年作品展开幕式及学术沙龙在北京举行，围绕“生长与蔓延”与诸多院士、大师、各大设计院总建筑师、高校学者以及行业同仁们，对其十五年的建筑实践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11月2日，《城市 环境 设计》（UED）杂志新媒体负责人、内容主编孙宁卿来到展览现场，与王振军总建筑师面对面，展开了一场围绕“蔓·设计”的“蔓”对话。

孙宁卿：“蔓·设计”是您工作室的设计思想核心，您也有专著围绕这个议题。在此能否请您先为我们的读者简单介绍一下“蔓·设计”的由来和它的具体内容？

王振军：“蔓·设计”诞生的背景有两个主要因素。

工作室从2009年成立时加上我一共是6个人，到现在发展为30个人，涵盖建筑设计全过程、景观、室内以及产品设计的综合设计中心。其实发展和扩张并不算快，应该算比较保守的。

大概在2013、14年左右，因为业务的拓展，工作室突然增加了10多个新人，明显感觉到工作效率降低。因为我也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刚毕业的年轻人对建筑很难有系统的认识。所以，为了在创作时不纠结，不跑偏，提高效率，当时工作室非常需要有一个“共识”来告诉大家，给年轻人“讲明白”，后面无论是设计还是管理的效率都有所提高。

另一个背景就是2016年是我从母校湖南大学本科毕业30周年，我也是想在这个节点把自己的设计思想再梳理一遍。于是就有了“蔓·设计”的诞生契机。

总的来说，我觉得做建筑其实就是两件事，一是你怎么看待建筑，另一个就是你怎么表达它。“蔓·设计”理论正是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比如说扎哈和奇普菲尔德，他们都毕业于伦敦建筑联盟学院（AA），但是他们对建筑的表达，完全是两种态度和方法，这就是如何看待建筑和如何表达建筑的差别。

我们首先梳理分析了建筑学科的核心要素的构成（如图所示），将之分解为建筑自治性范畴的元素，场地、空间、材料等等；建筑的外延，如绿色建筑、装配式、人文、社会学等问题；最表层的是建筑的表达，例如风格、手法等。

然后就延伸到“蔓·设计”的具体内容，首先从哲学角度是把建筑包括人都看成自然界有机物态的一种，建筑在介入到环境中时，它是后来者，应和自然界各种有机物产生关系。这种认知基本上就表明了我们怎么看待建筑。而“蔓·设计”的方法论则是说如何去表达建筑。

我想从“生长和蔓延”两个维度来具体解读一下“蔓·设计”。

“生长”是哲学维度的，当建筑在介入到环境中时，我们要去指寻找场地已经存在的自然场力，发掘场地之中存在的深层结构而不是表象，让建构的建筑呈现出来的状态像自然界一样有机。“蔓延”则是方法论维度，把上述设计哲学蔓延到建筑建构的全过程，打造高完成度的建筑作品。 在“生长”上，提出了自然场力、深层结构等思考层面。例如自然场力包括阳光、水、土、风，也包括人、建成文脉等等；深层结构包括宗教、价值观、结构的持力层、甚至古墓等各种隐含的元素，需要去挖掘。（如图所示）

而“蔓延”主要是从方法论角度出发。由于我们是工业院出身，所以会接触到的建筑类型会比较多。我们希望将理念能蔓延到全过程、全类型，采用更多元的方法去实现有机建构的目标。

“生长”和“蔓延”的交集构成了这样一个核心，就是“有机建构”。它既是个动词也是个名词，有机建构出来的作品，自然就符合我们认为是“好建筑”的属性，那就是要有良好的在地性、形式与内容统一、空间体验感人、具有可持续性、关照文化传承、有较高的感知度、突出的创新性等等。

我提出感知度是因为建筑毕竟不是纯艺术品，它是要被人接受和使用的，不能太晦涩。

孙宁卿：后来效果怎么样？

王振军：通过捋清这些问题，团队形成了共识，解决了团队的“理论焦虑”，效率也就提高了很多。工作室成立至今15年，我们大概做了150多个项目，建成的有110多项。我们通过竞赛和各种建成作品获奖，在增加团队自信心的同时，让同行和业主对我们团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孙宁卿：接着我想问这种“共识”会不会束缚创作的多样性？

王振军：我的回答是“不会”，因为“蔓·设计”只是一个基本的认识和表达，创新的潜力还有待于在“手法可行性的探索”、“新切入点的寻找”和“艺术想象力的激发”等等方面进行实践。

另外也要感谢电子院，由于所处行业的特点，我们能够接触到世界最先进的工程技术和新材料、新标准。比如说常规的设计院做给排水，可能就只能接触到5~6种水系统，而我们院经常一做厂房，都是20、30种水系统。另外，这个大平台也使我们这些建筑学毕业生对项目的类型没有了成见，让我们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项目，这个平台赋予了团队特别强的适应性和韧性，从而也使我们的作品呈现出多样化。

孙宁卿：空港类建筑是你们工作室的一大特色，我看到放在了展览的开篇位置。

王振军：空港项目确实是一大版块，我们在2015年到2017年之间，在北京大兴机场中标了10个项目，另外还有2个委托项目，一共建成了12个项目。

孙宁卿：我看到工作室做了不少航空导航设施、空港配套建筑，比如你们曾发表在UED过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信息中心和指挥中心是非常经典的。

王振军：机场指挥和信息中心（AOC+ITC）由A级数据中心、亚洲最大指挥大厅和信息研发办公等空间组成，承担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信息中心、通信枢纽中心、运行指挥中心三大功能。在设计上，我们通过分析功能需求、场地自然场力和深层结构，借用了“信息链”的概念，将指挥中心（AOC）和信息中心（ITC）及其数据中心连接在一起，并将不同尺度的自然庭院穿插其中。这一设计不仅强调了高智能建筑崇尚自然的理念，还表达出我们对“以人为本”这一设计原则的不懈追求。建筑体量被适度拉开，通过水平延展的通廊彼此连接，既梳理出场地轴线，又建立起建筑与机场景观的关联。整个建筑群的体量和空间重心适当上移，与机场高架的视觉效果相呼应。

这个项目做完，外地很多甲方来参观后，就直接找到了我们。比如我们新建完成的烟台蓬莱国际机场信息中心工程项目。

做完这个项目我们又中标了大兴机场的生活服务设施项目，投标时我们的概念叫“漂浮的阳光之城”。当时这个投标其实有点冒险，因为它周边盖完的很多的公寓都是传统阵列式的，一半朝南，一半朝北。阵列式的公寓就会有一半照不到阳光，其实在北京是不合适的。同时再考虑到这个楼和楼之间的日照间距，建筑会把用地占得很满。我觉得这是不合逻辑的，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户户有阳光”的方案，把南北这两条都做成单廊，全南向。把东西向体量的做成内廊，这样就保证每一个房间都能够有阳光。

东西两侧再通过小阳台和深窗套来遮阳。公共的东西放在裙房，用一些地景式的、绿色建筑手法，让人可以走上去。这种处理方式还比“阵列式”的省出很多用地，现在的方案空出了很多空间作为运动场地。再比如在之后的住户分配时，几乎没有纠纷，因为每套房都有阳光，后来我们也因此获得了甲方一些直接委托的公寓项目。

孙宁卿：你们设计塔台建筑是非常有经验的。

王振军：我们先后做了首都机场T2、T3的塔台。其实，这些塔台是很多同行不愿意做的项目，一是因为技术难度高，二是因为塔台属于每个城市的门户建筑，审批过程严苛，往往方案报审还需要上高级别的专家评审会，比如在北京要上首艺委会等。

塔台的功能型制特点是下面和上面大，中间就是交通和管井，所以形式的逻辑基本如此。T2塔台的构思是天坛的形状，以呼应北京的元素。

塔台要做出特点是比较难的，因为它的功能加上国际民航标准限制，基本决定了这类建筑很难有所突破。

做T3塔台的时候，本来福斯特也想参与，但是出于种种保密原因没做成。我们中标主要原因是我们提出了T3塔台与航站楼“互为投影”的概念（如图），它的形式呼应了T3航站楼的轮廓，就像航站楼的轮廓竖起来，另外意象形状像古代喝酒的“觚”，因为机场就是迎来送往的一个场合，表达一种“礼节”的概念。所以这两个概念合到一起，就被选中了，定方案的时候Foster也来了，他也很喜欢这个概念，最后，这个项目建成后获得了国家优质设计银奖和中国建筑学会60年创作大奖等奖项。

我们后来又做了西安塔台，用的是大、小雁塔的密檐塔的概念。郑州机场塔台是使用了河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贾湖骨笛（编者注：也有称贾湖骨龠）意象做为设计概念。之后还陆续做了天津、珠海等机场塔台。

因为T2、T3塔台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我们工作室因为这类建筑有了些名气，类似的甲方就会陆续找来。后来我们做了许多塔台建筑，我们也主持编制了相关的规范。

孙宁卿：在您2017年出版的专著作品集《蔓·设计》一书中，沙特馆被放在项目部分的第一位，我有注意到，在这次展览的开幕式演讲中，您又把沙特馆放在了典范项目介绍中的最后一个。所以无论是起点还是压轴，我觉得世博会沙特馆的项目对您都是一个里程碑，是这样吗？

王振军：可以这么讲，这个项目让我们收获很多。

上海世博会沙特馆有两个特点。首先它是世博会上42个外国馆中，唯一在全球通过竞赛征集方案和唯一一个由中国人原创完成全部设计的。其余41个外国馆的方案都是参展国本国建筑师设计的，然后我们本地的设计院配合去做施工图。英国馆、德国馆等都是这样完成的。

第二个特点就是它是一匹黑马，一开始没人关注，甚至我们的中标消息也只有《世界建筑》刊登了一个很小的豆腐块新闻，这个过程中，中外媒体将重点全部投向了英国馆等欧洲国家馆。

当时沙特馆筹建负责人利雅得大学建筑系的教授阿罕姆迪总是发邮件问我，未来在世博会沙特馆能排第几，所以我压力也很大，在开馆前中外媒体，仅从对建筑外观的判断去追捧诸如英国馆、德国馆之类的外形酷炫的建筑，其实这些馆内部的状态大家都无从知晓。

其实这个项目要从2007年12月说起，沙特馆通过自己的建筑事务部向全球发布了一个征集消息。它的项目征集时是没有门槛的，文本要求也很简单，不少于5张A4纸就行，当然这一轮征集也没有保底费。任务书也不复杂，只有2个要求，第一要展现中沙友谊，第二要反映沙特的美好。

我们从朋友那得知这个消息，抱着放松的心态和全力以赴的态度去做的。结果我们的方案就选上了。当时第一轮从全球收集到46个有效方案，然后里面选出来5个做第二轮。我们有2个方案进入了第二轮，另外还做了一个以“阿拉伯魔方”为概念的方案，排在第四。

这个项目做的过程也比较低效，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双方要远程配合，再加上沙特方假期多、绝对工作时长比较短，贻误了很多关键节点，导致我们还有很多好想法没能实现。

孙宁卿：确实，我记得当时沙特馆确实不像英国馆那样简直变成了一个媒体现象。

王振军：对，但是开幕之后，沙特馆的人流剧增，而发生了拥挤事故，马上引发了中外媒体关注，所以沙特馆是由观众把媒体的报道带动起来的，后来沙特馆最长的排队时间达到了9个小时。而我们是按照预测2-3小时的排队时长设计的，以致于完全超出设计负荷，好在我们的参观流线是单向不可逆的，比较容易控制节奏。

我之前因为只看到各个馆的外观，无法入内参观体验，也认为英国馆、德国馆会比较受欢迎。其实从开幕看到最后，我发现建筑是否受欢迎，观众会做出选择，你要论酷炫的话，沙特馆肯定不算酷炫，它就是一个传统的“船”的概念。而且它的完成度在我看来并不算非常满意。例如，我们没想底下做那么多柱子，但是包括上海的地质等不利因素，导致结构计算上柱子减不下来。

通过沙特馆项目的全过程，使我们对什么是“好建筑”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首先它要求一个较高的感知度，另一个要看空间体验是否感人，第三个要有创新的手法。

比如有些外国馆虽然外形做的很酷炫，但是它的空间进入走一圈，出来就忘掉了，没什么记忆点。

后来很多记者也问，为什么沙特馆能这么火，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创意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看电影的方式和空间体验。我们把展馆做成一个“船”形，然后利用船内壳做了屏幕。展览部分使用了26个投影仪在吊顶打到船的内壳，把电影给铺满，铺完以后做自动人行步道把观众带入其中。这个灵感就来自于“阿拉伯魔毯”的故事，我们用一种颠覆传统空间设计，将观众带入了历史、现实、神话交替运转的梦幻之地。我们用了一个全球独创的“全景立体融入式”的参观方式，为中外观众打造了一场更逼真、更融入、更震撼的参观体验。

孙宁卿：沙特馆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它创设的一个多维的观看场所，这其实是由于包括这种弧形步道的技术的发展，以及把现实和虚拟进行交融，创造了新的场所。当年是通过电子媒介和机械技术，那现在全新的虚拟与现实融合的空间创新，会给建筑学带来什么样的转变吗？

王振军：沙特馆其实没有用特别尖端的技术，自动步道很多国产厂家可以生产，但无非弧形自动步道要先进、复杂一些，可能会涉及多一些专利技术。另外也有记者以为我们用了什么3d MAX影院，实际上只是投影仪。

我觉得不应太夸大技术的东西，沙特馆是靠建筑师创意才改变了这种传统的参观方式和展陈方式。而技术的东西，它本质上只是对创新的一种助力。

沙特馆之所以对我而言有里程碑意义是因为，这一经历更使我厘清“什么是好建筑”这个问题。沙特馆从无到有的过程，正好是我们进行反思和学习的过程。另外，沙特馆项目采用的是欧洲的建筑负责制，建筑师要控制和参与所有的材料、设备、系统的确定和采购。这对我而言是从无到有的实践经验。这个项目经历使我们建立了比较好的职业信心，同时在理论上也更加自信了。

孙宁卿：您强调“大建筑观”——凡是满足人类活动需要的物理和精神空间的建构皆为建筑——在如此宽泛的定义中，建筑师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王振军：首先要明晰，我说的“大建筑观”不是“广义建筑学”。

这个“大建筑观”，其实是针对“工业民用二元分法”对我们院在面对高科技工业建筑和工厂建筑创作时所造成的束缚而提出的。我经常参加全国的各类评优，比如数据中心建筑，可能有时会被分到民用建筑组，有时又会被分到工业组，而分到不同类别里，评价标准就会不同。这一现象说明原来的“二分法”已不能适应信息时代的需求，我们必须反思。现在很多工业建筑对美学要求很高的，不少新产业的老总都是留美、留欧回来的，对工业美学是很讲究的。如果建筑师主观认为民用建筑应该好好做，工业建筑就简单做，那会产生很大问题。

再拿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的透平机车间举例，它是1921年设计的，已经100多年了，我想贝伦斯肯定设计的时候并没有把它设定成是工业还是民用。

孙宁卿：你们算是做过这个这个时代最复杂的项目。

王振军：对。所以后来我们就提出“大建筑观”。比如大家经常说彼得·贝伦斯的透平机车间，我经常跟团队建筑师说，建筑史上第一个现代主义建筑其实是工业建筑，另外也会给管理层举例说明，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知名工业建筑其实是建筑师主持完成的。

孙宁卿：当时德意志制造联盟里很多建筑师，从工业建筑和纯功能性建筑也反应了现代建筑本身就有一种类似你们的“大建筑观”的特质。

王振军：所以在这次展览序言最后引用了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所提出的一个观点：哲学是始于惊奇，终于理解，但是艺术——也包括建筑——是始于理解，终于惊奇！理解建筑、研究建筑、然后创作建筑，应该就是我们职业建筑师基本的工作路径所在。

孙宁卿：对，因为如果德国人当时只是把建筑想象成一种工业构筑物，想象成一种可以快速制造的产品的话，那就不会有后面的德国制造，不会有德国设计。

王振军：像100年前德国通用电气这样一个工厂，在那么久之前就设有总建筑师的角色，这个概念挺先进的。咱们的设计院到现在在职称系统中都是工程师，没有建筑师之说。不管怎样，现在至少在工作室层面，我们不会把工业、民用去做严格区分，都一视同仁。

比如大兴机场的车辆维修中心项目，一般人或许就做了个大车库，我们根据车的尺度，根据维修照度需要，把屋顶掀起一些来做采光，用被动式绿色建筑的手法，节约了照明用电。这个项目的甲方说我们把车库都做成博物馆了，我跟甲方说，我们现在把所有建筑都是当博物馆做的。因为整体来说，这些建筑都有“工艺”——各种流线、人流、物流。车辆维修有它的工艺，坏的车从哪进，好的车从哪出来，这就是工艺。博物馆的展品、观众如何进出，它工艺性不比维修站简单，民用建筑里的医院则更加复杂。所以不能再按有无工艺来简单区分工业与民用了。另外还有一个背景，现在尤其是电子厂、生物制药，全是超洁净空间，对色彩和材料以及环境品质也都有更高的要求，比一般民用建筑的要求高很多，所以我的大建筑观是针对这样的现实而提出的。

孙宁卿：现在工业建筑的设计院领域能跳出这种分类方式的多吗？

王振军：肯定不多。这种惯性和设计文化还是比较根深蒂固的，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现实原因，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调整思想。至少我已经在身体力行了。

孙宁卿：紫光南京集成电路基地项目（一期）项目给人的印象非常漂亮，在你们作品中曝光率也很高，这个项目有什么特点？

王振军：其实这个厂的投资堪比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用地有56公顷，建筑面积达到76万平方米，投资高达750亿。

工艺设计刚开始着手的时候我们没怎么介入，厂区有多达26个栋号，被布置得特别复杂。后来通过研究芯片工厂的工艺逻辑，我发现在这复杂的表象背后，就是它们之间所呈现的“平行关系”，然后再用最短的连廊将它们串连起来，就可以满足工艺的要求。

结果就是现在所看到的规划结构。接下来在单体设计时，我们通过寻找母体来整合每一个厂区。主厂房的尺度达到450m*180m，包括各种层高的空间以及设备层，还有大跨度的洁净空间，主厂房在剖面形成U型母体原型，其他建筑就依照这个原型来不断地重复它。最后用一些弹性空间诸如餐厅、会议室等等来把他们串起来，这样秩序感自然产生了。

立面上根据“形式追随性能”的原则进行设计。形式根据变化的内容而采用不同尺度的窗户与玻璃幕墙，自然就产生了富有变化的、刚柔并济的效果，加上超长的尺度，配合简练的景观，表现出了独具特点的空间形象和品质。甲方对此也十分满意。

孙宁卿：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们知道“蔓·设计”思想的成型虽然要晚于沙特馆建成，但现在是否可以谈谈您怎么看待或处理设计中建筑与城市的关系。

王振军：从“蔓·设计”说起，我始终认为不管一个单体也好，还是一个组团、园区也好，它们都是自然中的一个有机物态。任何建筑，哪怕是城市，尺度再大也大不过大自然，就像凯文·罗奇（KEVIN ROCHE）所说“自然才具有最高的复杂性”，所以建筑一定要小心介入环境和照顾好与左邻右舍的关系。

这个结论在我们做了财源中心（IFC）和央美教学楼之后，有了更深的感受。

位于北京CBD的财源中心周围的建筑物都是各种非常手法性的、千姿百态的造型，这就是它所处的文脉，通过反复推敲，我们最后用了对比法和模块化的手法，用极简的方法来呼应周围的环境，加上深色玻璃幕墙，没有任何花拳绣脚的东西，现在看来它在CBD显得特别干净简练，自然也就突出了出来。事实证明我们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由此看出，对城市的认识，也是需要一个过程。

做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教学楼时，周围是被程式化的住宅围合，那它就需要根据自身的功能逻辑去有机地表达出来就可以了。

在新疆阿克苏三馆及市民服务中心和中国计算机博物馆的设计中，我们也遵循“蔓·设计”理念，赢得了评委的好评。

孙宁卿：大建筑观下，很多建筑确实呈现了与众不同的质量。你们做的很多科技园区都不是传统工业区的感觉。

王振军：是的，比如我们最早在上海做的浦东软件园一、二期工程，是我们国家最早的软件园。由于造价限制，我们就着意从园区空间风格塑造、被动式绿建等方面入手。园区的甲方是从普林斯顿大学回来的，他很喜欢这个学校的风格和环境。我们选择了不到2毛钱一块的陶土砖做立面，显然贴上去效果还不错。这个园区很有某种北美的大学校园的感觉。

孙宁卿：是的，这种建筑本身不需要太花哨的手法，光靠体量，它就像库哈斯写的Bigness一样，提出某一类建筑物——例如摩天大楼——光靠体量和尺度就达到了某种意义。

王振军：我们这两年还做了海盐的智能制造创新中心、中芯京城集成电路生产线等不少这类项目。最近刚完成北京中关村移动智能服务创新园，容积率达到了3.5，而且场地本身限高，所以密度也非常高。为了减轻地上建筑的密度，我们将1/3的园区公共功能布置在地下 。项目的甲方喜欢曼哈顿的那种小街区、独栋建筑的感觉，我们通过这种不同的颜色、材料、肌理、细部的精心推敲和处理，用高完成度的有机建构为高密度科技园区的打造提供了样板。

孙宁卿：中关村移动智能服务创新园项目的体量很精心适度，立面做的挺精致。建筑师通常处理这种表皮会想反应某种“诚实性”，会做成正交分格，但这个不是，看似某种透视线，但其实是平的。增加了一些可能说是文丘里所说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王振军：是平的，但是这个耗材就会稍大一点。幸运的是这个项目的甲方不错，对品质很有追求。

孙宁卿：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其实它随着发展和生产线的快速变化，会有灵活性的需求和固定的工艺之间的矛盾，您在实践过程中是怎么解决的？

王振军：对，肯定要有冗余的。设备系统，包括结构、荷载都要留出冗余。比如芯片生产，它的投资动辄几百个亿，它生产线中工艺设备的资金占比可能要占到50%多，是非常昂贵的，所以所有的空间环境，包括随着它的制程越来越先进，要求越来越高，它的生产线可能不断地在改变，但厂房不太可能再随时扩建。所以要留出冗余和弹性空间。

一般来说在设计初始阶段主要由厂方科学家进行设计，提出工艺初始要求。以芯片厂举例，设计院的工艺师起着将科学家提出的条件进行转译的作用。然后工艺专业会给我们其他专业提条件，我们再用建筑专业的手段去实现。

孙宁卿：您觉得马斯克的超级工厂算不算建筑？因为马斯克是一个科幻迷式的工业主义者，他的超级工厂除了尺度以外，我觉得更像飞船、汽车一样的产品。

王振军：也算建筑，比如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也是常规的设计院配合的。而且特斯拉的工厂它不会比芯片厂更复杂，只不过是自动化率、机器人使用率比较高。特斯拉超级工厂系列呈现的是一种“高端制造”在建筑上的技术转移，把飞机、汽车制造等科技转移到了建筑中，是工业建筑向高品质发展的一种现象。

孙宁卿：您对好建筑的判断中，刚才提到，除了“感知度高”、“空间体验感人”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关照文化传承”，比如说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但文化传统本身非常难以在抽象与具象之间实现平衡。关于这一点，您在建筑设计中是如何考虑与权衡的呢？

王振军：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项目是已建成的中国残联北京按摩医院扩建项目，这也是一个竞赛项目，全国擅长做医院的很多设计院，包括中元、同济、哈工大设计院等都参加了。由于审批部门不同意坡屋顶，我们通过提取中国传统建筑的檐、梁、柱元素，转译并抽象成新的建筑语汇，植入到现在建筑体量中。我们通过“传承与提升”的设计概念，打造具有传统意蕴又有当代中国精神的建筑。同时在医院的空间序列设计上借鉴了中国建筑传统经典的处理手法，如檐下灰空间、月亮门、鱼池、迎客松、疗愈花园等。

尤其这个建筑是中国残联的医院，很多医生是视弱人群，因此也是外交部指定的对外展示我国残疾人事业的窗口单位。所以对于体现传统建筑文化以及中医文化的氛围是有要求的。我们利用鱼池产生的流水声引导空间，主轴上做了疗愈花园等等。另外，在造价不高的情况下，我们在建筑的西立面根据朝向做了深凹的外廊，用于遮阳而且能够放置花盆；我们也使用了下沉边庭等被动绿建手法，将自然风和光引入地下室和车库，使使用者完全感觉不到是在地下，这也形成了项目的一大亮点。

孙宁卿：最后，您对于工作室未来的发展计划是怎样的？

王振军：可能至少存在升级的问题，现在成立15年了，虽然一直走在健康的轨道上，但是随着中国这种基建形式的变化，还是要用“再上台阶”来迎接这种转变的，在思考的深度、创作的广度和作品的完成度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现在行业僧多粥少，竞争会更加激烈，从增量时代到存量时代，可能项目类型也会有所变化，这都需要我们有所应对。

孙宁卿：“蔓·设计”理论最初有一个诞生动机就是为了因为工作室扩张很快，需要为年轻的入职建筑师解决理论焦虑。我知道您也有做一些教学工作，现在还在教课吗？

王振军：工作太忙，现在已经没有精力去上课了，主要通过带研究生的方式介入一些教学工作。 

孙宁卿：之前您在湖南大学留校任教了两年，喜欢教设计课吗？

王振军：以前没有太喜欢。因为我现在想起来，一个因为本身自己对建筑思考也不是很清晰，就还是这个理论焦虑并没有解决。另外当时我留校时实践经历还少，教学生也只是纸上谈兵，就觉得自己应该还是去做些项目以后再回来，现在随着自己通过实践总结、梳理清晰后，觉得可以带些年轻人，作为一个老建筑师，有责任把自己的一些体会告诉他们。我觉得建筑学是很难“教”的，可能在事务所里手把手教学生操作实际项目，更利于培养。

孙宁卿：对现在的建筑学和相关专业的同学，有没有什么指导性的建议？

王振军：我和本科生接触的少，硕士多一些。我觉得国外那种有实践经验的建筑师来参与教学会好很多。总的来说建筑学是一个实践性学科，但我觉得同时理论也很重要，如果理论焦虑不解决，不去看书和思考，建筑师永远都不可能走得太远。

我觉得那些建筑大师都是想明白了这两点。所以我觉得学生要通过多读书多思考，不要只看表象的东西，自己也要把建筑这个事想清楚。当然年轻的时候肯定就要带着这种焦虑成长——可能这就是年轻的一个特点。

孙宁卿：你喜欢的建筑师有哪些？

王振军：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现在不像年轻的时候特别崇拜某个建筑师了。

孙宁卿：以前有喜欢的建筑师？

王振军：当然有，比如安藤，我在1991年写了一篇文章《精神与形式——关于安藤忠雄与后现代主义》，登在《时代建筑》上。但是现在虽然觉得还是不错，但是没有那么崇拜了。还是一个从学习、到仰望，再到理解、再实践、再总结，慢慢的自己有了理念，从而变得更坚定了。

孙宁卿：您后来还批评过一个现象说现在建筑作品的首要服务对象不再是客户，而变成了公众和社交媒体。建筑在这个社交媒体的时代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是却不是以建筑本身——人们可能不再到建筑当中去看建筑，而更多是通过媒体去看建筑，尤其是网红建筑，这个现象您怎么看？

王振军：对，这个现象现在也挺严重的，可能和互联网的发展有关系，由于人们获得资讯的方式或者变得既容易、又多元，所以评判的标准也变得特别含糊和混杂，很多媒体对事件的传播也让大众对什么是好的建筑产生了混淆。

孙宁卿：2019年到后来2022年12月之间的这段时间，您个人和工作室有什么变化没？

王振军：感觉应该和其他设计院差不多。要说感受的话，其实最大的感叹还是刚才那句话：自然界才具有最高的复杂性。更印证了“蔓·设计”的哲学思路是对的，让我们认识到“人”只是大自然中的一个有机物，你并没有什么特殊性，你并不是说因为人你能力强，那些细菌、病毒就饶过你。

孙宁卿：房地产的退潮对你们有影响吗？

王振军：其实展出的那么多项目里面大概只有一个商场是地产项目，工作室介入房地产少，受影响非常小。我觉得可能那些做房地产少、而且创作能力强的建筑事务所会生存的很好，因为他的创造力比较充足，设计深度又深，而且适应能力强。

孙宁卿：您是不是那种希望别人用一两个项目记住自己的建筑师？

王振军：我就是喜欢踏踏实实做些作品，并希望通过在用作品与前辈、同行交流的过程中学习提高，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带领团队向前走。